他发现自己毕业了没几年，可是一做了先生，就属于前一辈，跟现在这些学生不再能心同理同。第一，他没有他们的兴致。第二，他自信比他们知趣。他只奇怪那些跟年轻人混的同事们，不感到老一辈的隔膜。是否他们感到了而不露出来？年龄是个自然历程里不能超越的事实，就像饮食男女，像死亡。有时，这种年辈意识比阶级意识更鲜明。随你政见、学说或趣味如何相同，年辈的老少总替你隐隐分了界限，仿佛磁器上的裂纹，平时一点没有什么，一旦受着震动，这条裂纹先扩大成裂缝。也许自己更老了十几年，会要跟青年人混在一起，借他们的生气来温暖自己的衰朽，就像物理系的吕老先生，凡有学生活动，无不参加，或者像汪处厚娶这样一位年轻的太太。无论如何，这些学生一方面盲目得可怜，一方面眼光准确得可怕。他们的赞美，未必尽然，有时竟上人家的当；但是他们的毁骂，那简直至公至确，等于世界末日的“最后审判”，毫无上诉重审的余地。他们对李梅亭的厌恶不用说，甚至韩学愈也并非真正得到他们的爱戴。鸿渐身为先生，才知道古代中国人瞧不起蛮夷，近代西洋人瞧不起东方人，上司瞧不起下属——不，下属瞧不起上司，全没有学生要瞧不起先生时那样利害。他们的美德是公道，不是慈悲。他们不肯原谅，也许因为他们自己不需要人原谅，不知道也需要人原谅，鸿渐这样想。